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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言辭原則的具體運用研究 ——民事訴訟中證人證言的認定
發布日期:2017年07月14日  閱讀:  來自:本站原創

◎林 達

    

民事訴訟系民事主體之間的解決民事法律糾紛的途徑。隨著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導致訴訟至法院的案件數量逐年增長。當事人為了證明案件事實,向法院提供的證據中大部分包含證人證言。盡管證人證言屬于法定的證據類型之一,但因其具有主觀、易變的特點,容易受到外界影響,法官在訴訟過程中并不輕易采納證人證言作為認定案件的事實依據,從而使證人證言未在訴訟中發揮其證明作用。針對審判實踐中現狀,本文對證人證言的作用,證人證言的審查及其證明力的判斷等方面論述,減少主觀性對證人證言的影響,從而提高民事訴訟中對事實的認定,盡最大限度保護訴訟中當事人的利益,維護司法公正。

一、證人證言的基本理論

(一)證人證言的含義

證據是指在訴訟過程中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證據包括:(一)當事人的陳述;(二)書證;(三)物證;(四)視聽資料;(五)電子數據;(六)證人證言;(七)鑒定意見;(八)勘驗筆錄。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證人證言,作為證據的基本形式之一,法律并未沒有明確規定其概念。在我國,證人證系指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實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陳述(1)。證人證言作為法定證據形式之一,是指證人證言是客觀世界,發生的事實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映象,再由證人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一種信息。證人證言在民事證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與書證、物證、視聽資料、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等證據種類相互印證,共同證明案件的事實。  

(二)證人證言的特征

證人證言具有以下特點:1、證人證言是知悉案件事實的人以言辭的方式陳述事實的經過。證人證言的形式可以是口頭陳述,也可以是書面證詞。2、證人證言是證人陳述所了解的案件事實,系證人直接感知的事實,即證人證言只包括對案件的客觀事實方面的陳述,并不包括證人對事實的看法或評論。3、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一方面,證人證言的形成要經過感知、記憶、敘述三個階段,容易出現片面了解、部分忘記、敘述時有遺漏等情形;另一方面,如果證人與當事人存在親友關系或其他利害關系,容易造成證言存在偏見,使證言僅系為一方利益作出的陳述,影響證言的證明效力。

在法定的八種證據形式中,均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由此可見,《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對證據的證明力的大小作出順序排列。在民事訴訟中,證人證言和其它種類證據均有同等的證明效力。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就數個證據對同一事實的證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則認定:(一)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的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二)物證、檔案、鑒定結論、勘驗筆錄或者經過公證、登記的書證,其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三)原始證據的證明力一般大于傳來證據; (四)直接證據的證明力一般大于間接證據; (五)證人提供的對與其有親屬或者其他密切關系的當事人有利的證言,其證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證人證言。”該條文體現了優先證據原則,對法官在審判過程的對于證據的采納提供指導作用,但該條文亦未確立其他客觀證據的效力高于證人證言。相反,證人作為案件的參與人,直接感知案件的事實。因此,準確辨析證人證言,對于認定案件的事實具有重要意義。

二、我國民事訴訟中證人證言制度的缺陷

(一)缺乏針對證人拒絕出庭的法律責任。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該條文僅規定了證人必須出庭作證的行為模式,但是并未規定有關違反出庭作證義務后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由于證言屬于證人的親身認知過程,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舉證責任范疇,如無法履行舉證責任,當事人需要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證人卻不會因此承擔法律責任。在缺乏責任約束的情況下,證人可自由選擇是否出庭作證,甚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拒絕出庭作證,規避其應當承擔的作證義務,亦無需承擔不利法律的法律后果。

(二)證人權利義務的規定嚴重失衡。在法律體系中,權利和義務是相統一的,權利的取得必須履行相應的義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證人具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與此同時,并未對證人的權利做相應的規定。忽略了對證人權利的授予和利益的保護。從而導致權利義務的失衡。在訴訟過程中,正是由于片面強調證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而忽略對其權益的保護,甚至出現證人害怕遭到對方當事人的打擊報復或者恐嚇導致證人選擇拒絕出庭作證。盡管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保護證人及其近親屬安全的義務,但是該保護措施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實,并未該措施大多為事后性的懲罰,是屬于一種“末端救濟”方式,缺乏預防性的保護性規定(2)。因此,在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護的前提之下,片面要求履證人履行出庭義務是不現實的。即使系出庭作證也只會導致證人消極作證,證言的可信度亦值得懷疑,無法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背離了了證人出庭作證的立法目的。

(三)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情形過寬。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六條的規定:“(一)年邁體弱或者行動不便無法出庭的;(二)特殊崗位確實無法離開的;(三)路途特別遙遠交通不便難以出庭的;(四)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無法出庭的; (五)其他無法出庭的特殊情況。前款情形,經人民法院許可,證人可以提交書面證言或者視聽資料或者通過雙視聽傳輸技術手段作證。”上述條文雖然對證人作證的困難情形作了限定性的規定,但是條文列舉的法定情形過于寬廣,證人可輕易找出相應的理由只向法庭提交書面證言甚至拒絕出庭。在司法實務中,證人只須向法院提交申請書即可不出庭作證,法院亦不主動審查證人是否屬于法定的確有困難的情形,導致證人出庭的出庭作證率低,證人證言的證明力下降。

三、證人證言的審查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民事訴訟的根本原則。查清事實是正確適用法律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的基礎和前提。審查證據系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的前提。證據能否真實地反映案件事實、證據的取得及表現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證據證明的事實是否與案件存在關系,須通過當事人在庭審中對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進行核證質證才能予以確認。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證據規則》第五十五條的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的質詢。”所謂質證,是指在民事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就其所提供的證據和法院依職權調查而獲得的證據通過核對、辯認、質疑、說明、辯論等方法核定證據證明能力的訴訟活動。質證是民事訴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系法官查清案件事實的關鍵環節。 只有通過原、被告充分對相互提供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予以發表質證意見后,法官通過聽取雙方當事人在庭審過程中對各自提供證據的解釋、辯駁,判斷原、被告各自提供證據的證明能力,最終通過認定的證據推論出案件的法律事實。未在法庭上出示和未經當事人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法院認定案件事實和裁判的依據。證人證言作為法定證據形式之一,亦需要通過質證核證的訴訟程序。法官需要通過審查證人證言,判斷其對認定案件事實是否具有證明作用。未經當庭質證的證人證言,法官也無法判斷其證明力的有無或強弱,因此亦不能作為證據被法院采納。

我國民事訴訟法未規定證言的取得方式。根據司法實踐,證言的取得存在如下方式。一是證言可以由當事人調查收集后,由其以書面形式向法院作所知案情的陳述,而這種書面方式的證人證言,往往是由當事人自己所作的調查單方詢問筆錄,或證人自己的親筆書寫反映材料。二是證人在開庭時當庭陳述證言。無論以何種方式取得的證人證言,除法律另有規定的情形外,證人都必須出庭作證。因為證人證言屬于直接言辭證據,倘若證人不出庭或僅提交書面陳述,不但無法保證證言的真實性,而且雙方當事人及法官均無法就案件的事實向證人進行發問。證人當庭陳述其知悉的案件事實,并接受雙方當事人對其證言的提問,系法官依法核定證言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的過程,屬于民事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訴訟過程中,法官一般按照如下方式認定證人證言的證明力:

    (一)審查證人是否符合法定條件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八條的規定:“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為證人。待證事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或者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作為證人。 ”知悉案件事實并能正確表達意思,系成為證人的兩項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即使知悉案件事實,亦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無法提供具有證明能力的證言,甚至可能錯誤的表達案件情形導致認定事實的錯誤。因此,證人的認知能力及表達能力將直接影響證人證言的證據力。以未成年人的證人證言為例,盡管法律并未對未成年人作證的年齡標準作出明確的限制,但具體的案件中,法官需要慎重考慮未成年人的智力發育程度以及對事實的認識及理解。未成年人必須具有相應的辨別事實和正確表達自身意思的能力,才可成為民事訴訟中的證人向法庭提供證言。

    (二)審查證人證言的來源及形成過程

證人證言反映的是過去已經發生的案件事實,其陳述的案件事實應當是證人的親身感知。證言的基礎是建立在證人對客觀外界的觀察、感覺、知覺。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成為證人,是因為他具有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并且直接知悉了案件事實。因此,證人證言具有很大的主觀性,是人的心理和思維過程對客觀事物能動反映的產物(3)。對于感知方面,感知系證人對客觀外界的觀察、感覺、知覺,是證人知悉客觀事實前提。對于記憶方面,記憶是指人記住事物的形象或事情的經過的能力。記憶是人的腦部活動。表達是指通過言語的方式將記憶復述的過程。所以,感知、記憶、表述是證人作證的前提條件,缺一不可。但是,即使證人具備了上述要素,由于證人感知事實的過程中受到主、客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證言亦可能存在陳述的事實與真實不符、遺漏部分事實、主觀添加情節的情形。因此,一般情況下,證人證言必須系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案件事實和情節。如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實是道聽途說或主觀猜測的,則可能摻入了個人理解、分析等主觀因素,使傳聞事實與原來的客觀事實之間出現較大差異,該傳聞證言的可靠性較低。如果證人不提供證言的來源,則該證言的真實可靠性低,法官不應將該證言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三)審查與案件當事人是否存在利害關系

這里所指的利害關系,是指證人與當事人有某種利益關系,如證人與案件裁判結果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因此,證人可能并非是出于履行法定作證義務出庭作證。證人作證的動機卻是多種多樣的,可能出于維護一方當事人的利益而出庭作證。如果證人與當事人之間存在利害關系,證人的證言對當事人可能會產生有利或不利的結果。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證人都是對自己有利的陳述而非建立在客觀的事實上。此外,當證人與當事人有利害關系時,對方當事人亦容易對該證人證言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容易衍生雙方均惡意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情形。因此,當證人與案件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其所提供的證言有可能不完全真實,從而直接影響法官對其證明力的判斷。

四、證人證言的認定

(一)審查證人證言與其他證據是否一致

在民事訴訟中,民事案件的證明要求只要達到蓋然性優勢,即比較雙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證據能力,從而推出法律事實。當事人往往提供不同類型的證據證明其主張的事實,如當事人陳述、書證、鑒定結論等。這些證據往往能形成證據鏈證明案件事實。證言為證人對案件事實的回憶及陳述,容易受到主客觀條件的影響和制約。甚至即使證人知悉事實,但由于其表達能力,無法正確表示案件事實。因此,證言與從案件發生到訴訟時間的長短、案件情況的復雜程度、證人的年齡、文化水平、記憶能力等各種因素有關。與此同時,證人證言和其他證據一樣,不能自己證明自己,而應當通過其他證據來進行核對,才能判斷其有無證明力。故在審查證人證言,法官需要找出證人證言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聯系,將證人證言與案件的其他證據相互聯系,通過其他證據的證明內容,審查證人證言的內容與其他證據之間是否存在矛盾,是否符合民事活動的習慣或一般生活情理,從而認定證言的證明能力。在審核證人證言時,首先要對同一個證人的證言逐一審查,判斷其內容是否合乎邏輯。如同一證人作出多次證言,需要核定各次證言之間陳述的內容是否一致,是否存在矛盾。如發現有矛盾,應由證人作出合理解釋。如發現存在證言與案件的其他證據存在矛盾、證言的內容和其他證據并不一致或證人證言如果內容不明確、具體等情形,證人無法對此作出解釋,則不能僅以證人證言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二)審查不同證人的證言是否一致

在民事案件中,對證明同一案件事實的證人證言,如果存在多個證人,則應當將不同證人的證言聯系起來,互相對照,看內容是否一致,有無矛盾之處,從而判斷其真偽。經過審查,一般情況下,如果當事人與證人之間沒有串通,證人之間又沒有串通,則這些證人證言可相互印證,法官在此基礎上可以判斷其證明力;如果是當事人與證人或證人之間相互串通作證的,盡管證言內容一致,也很可能是偽證。真是由于證人證言的主觀性與不穩定性,因此應把證人證言所反映的案件事實的特定情節的同一情節進行比較,從而可檢驗證言的真偽和可靠程度。與此同時,因為不同的人對不同的事實具有不同的認識,證人證言之間存在部分矛盾,也是正常的情形。法官審查證人證言的目的,在于通過一定的方法析別各個證言之間的差別,從而能夠比較正確地判斷證人證言的證明力,為查明案件事實服務。因此,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過程中,應當仔細地考察不同證人的證言,善于發現矛盾、排除矛盾,在不影響認定案件事實的一些情節上,對證人證言之間存在的差異,可以進行分析并作出合理解釋。在與定案有關的主要情節或特定情節上,則要求證人證言之間在內容上必須一致,相互印證,否則就不能作為證據加以采信。不能輕易地把矛盾的證言當作定案的根據,否則必然會導致對案件事實的錯誤認定和裁判結果的不公。

(三)審查當事人的陳述與證人的證言是否一致 

在民事訴訟中,在缺席判決的情形下,證人證言作為當事人舉證的重要內容,其提供的證人對該當事人一般都是有利的,如果證人提供的證言對該當事人不利,則很顯然,該當事人就不會把該證人證言作為舉證內容向法院提供。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由于證人與提供該證人的當事人之間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種關系,因此,用當事人的陳述同證人證言相互對照。根據《證據規則》第五十四的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申請予以準許的,應當在開庭審理前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并告知其應當如實作證及作偽證的法律后果。”因此在審理過程中,必須預先告知證人作偽證的法律后果,在證人陳述證言后,人民法院結合當事人的陳述及案件其他證據,核定是否與證言相一致,審查證言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在缺席開庭審理中,一般說來,當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證人證言是為了證明當事人自己的主張,所以當事人陳述與其所提供的證人證言在內容上是吻合的。但是,在案件事實的主要情節或特定情節上,如當事人的陳述與證人的陳述如果出現相互矛盾或者不一致的地方,就應當對當事人的陳述和證人證言進行嚴格、仔細的審查,認真地分析產生矛盾和可疑之處的原因,從而確認證人證言的真偽,合理地判斷證人證言的可靠程度。證人證言作為當事人為證明自己的主張而承擔舉證責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當事人為達到勝訴目的而使用的,因此,如果當事人陳述與其所提供的證人證言的內容在影響或決定案件事實的主要情節或特定情節上不一致,證人證言證明的內容不能印證當事人的陳述,就應當認定當事人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證據,當事人承擔相應不利的法律后果。

 

     

我國民事訴訟法對于證人證言這一證據沒有詳細、具體的規定,對證人作證的程序性規則更是缺乏,導致法官對證人證言的證明力無法準確地判斷、取舍,從而增加了審理民事案件的難度和當事人負擔。同時,由于民事訴訟中的偽證現象屢禁不止,更是給法官審查判斷證人證言的真偽帶來影響。因此,隨著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把證人推上法庭,使其直接面對法官和當事人,當庭作出忠于事實和法律的證言,并公開接受當事人的質詢和法官的詢問,確保證人證言的客觀、真實,為法院查清案件事實,正確處理案件服務已經成為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作為從事民事審判工作的各級法官,應當充分認識到證人證言對定案的重要作用,通過了解證人證言的證明力的本質及其判斷標準,掌握審查證人證言的內容、基本方法,經過法定的質證程序,來正確地判斷證人證言的證明力,并以此作為正確認定案件事實和公正裁判的基礎。同時,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應當對各種違法行為予以相應的法律制裁,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當事人舉證內容,包括證人證言的客觀、真實,從而改善執法環境,提高法院的執法水平,真正做到司法公正,為實現依法治國目標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作者肇慶市端州區人民法院民四庭助理審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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